1963 年的一场秋雨中，我降生在江苏通州新坝乡的一户普通农家。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，我上有两个哥哥、六个姐姐，一家十一口人挤在四间低矮的破草房里，木格窗漏着风，土坯墙沾着潮气，日子过得捉襟见肘。这一年，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已悄然漫过乡村，我的出生，给操劳半生的父母添了几分老来得子的欢喜，却也为这本就靠瓜菜代度日的家庭，又压上了一份生活的重担。

小时候的我，是村里出了名的调皮捣蛋，再加上生就一副高挺的大鼻子，邻里街坊便打趣着给我起了 “美虎佬” 的绰号。喊的人多了，这名字便像刻在了我身上，伴着我走过了整个童年。那时的苦，是如今的孩子难以想象的：粮食永远不够吃，我们常常吃了上顿愁下顿，红薯干、菜糊糊是家常便饭；穿衣更是凑活度日，我从小到大，从没穿过一件新衣服、一双新鞋，身上的衣物都是哥哥姐姐穿旧后，母亲用粗线缝补、改小的，虽总是肥肥大大晃荡在身上，却裹着家人的温度，成了童年里最温暖的包裹。

10 岁那年，母亲永远离开了我，这成了我童年里最沉重的一道裂痕。哥哥姐姐们各有生计，上学的上学、做工的做工，没人能时时看顾我。少了母亲的叮嘱与管束，我愈发天不怕地不怕，成了村里名副其实的 “孩子大王”。

穷苦的日子里，孩子们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，而我最拿手的，便是用自行车链条制作洋火枪。那是当时农村孩子最稀罕的玩具，凭着一股子钻劲，我摸索出了最顺手的做法，做出来的洋火枪不仅响声清脆，还能打出火柴棒，不仅自己玩得尽兴，还做了好几把送给身边的小伙伴，这也让我在孩子堆里，多了几分 “大王” 的威信。我们这群孩子的调皮，称得上 “上天入地”：因为吃不饱，放学后便揣着弹弓往粮站跑，那里的麻雀、斑鸠最多，我们爬上高大的洋槐树，捣鸟窝、掏鸟蛋，只为能给空瘪的肚子添一口荤腥；夏天一到，就一头扎进村边的河里，摸鱼、抓虾、钩青蛙，清凉的河水漫过肩头，收获的快乐便冲淡了生活的贫苦。

别的孩子不敢尝试的事，我总敢第一个冲上去，也因此闯过不少祸。文革时期，村里的民兵营存放着枪和子弹，我们几个孩子趁民兵换岗的空隙，偷偷溜进去偷了些子弹。后来竟学着用老虎钳子夹着弹壳，拿粗钉子对着底部猛力击打，只想听听那 “砰” 的声响。不料一次意外，子弹突然 “轰” 的一声爆炸，将老虎钳被当场炸弯，滚烫的弹壳碎片反弹回来，狠狠划在我的额头上，留下了一道永久的小伤疤。这血淋淋的教训，让我第一次尝到了害怕的滋味，也终于明白，胆大不等于莽撞。

正月半放焰火的夜晚，我们更是闹出过荒唐事。我们用在房顶上抓来麻雀，又偷偷摸了镇办加工厂的柴油，用棉絮蘸满柴油后，用细铁丝牢牢绑在麻雀的脚上，点燃棉絮便将麻雀用力抛向空中。本想效仿大人放焰火的热闹，结果受惊的麻雀在半空中乱飞，火星四溅落在草垛上，竟成了村民口中的 “放火”，吓得大家举着扁担、喊着救火了奔来扑火。这件事之后，哥哥揪着我的耳朵狠狠教训了一顿，那份深刻的教训，至今仍刻在心里。

那时的乡村，文化生活格外匮乏，最热闹的事莫过于十里八乡放广场电影。只要听说哪个村、哪个镇有电影放映，我便扯着小伙伴们的胳膊，跑上几里路赶去，从不带凳子，而是敏捷地爬上银幕旁的大树，像 “飞人” 一样坐在粗壮的树枝上，看得津津有味。夜风拂过树梢，带着稻禾的清香，混着电影里的台词与配乐，那是童年里最惬意的时光。

童年里，也有一件让我至今想起仍觉心安的事。镇里有位叫许阳的老人，是镇里唯一的复旦大学高材生，却被划为 “大地主”，遭到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批斗。他们用厚重的大板木门做了批斗牌，用红漆写上 “打倒大地主许阳” 的标语，硬生生挂在老人的脖子上，那木门重得几乎要将他的腰压弯，每走一步都晃悠着快要摔倒。我看在眼里，心里揪得慌，怕他出人命，便趁大人不注意，悄悄搬来几块砖头，在他脚边堆了个小砖堆支点，让木门能靠在砖头上，稍稍减轻他的负担。那时的我不懂什么是正义，只知道不忍心看一位白发老人受这般苦楚。

上学的日子里，沙老师是我最喜爱的老师。她从不像别的老师那样板着脸训斥，总爱借着课间的空隙，给我们讲《一双绣花鞋》的惊险、《水浒传》的豪迈，还有《隋唐演义》里十八路好汉的故事。那些英雄好汉的传奇，尤其是秦琼、程咬金的豪情壮志，深深吸引着我，也让年少的我心里，悄悄埋下了一颗种子：将来要做一个有出息、有担当的英雄。

1976 年夏天，唐山大地震的消息传来，举国悲痛。那时正值暑假，我住在南通姑父家，姑父家在十字街的建设路，旁边是如今的二附学校，西边便是南通市中医院。那段时间，无数救护车鸣着笛从唐山疾驰而来，载着受伤的群众到南通救治，南通的医院几乎举全市之力照料伤员，家家户户也都不敢住在家中，纷纷在屋外搭起防震棚。夜晚，人们聚在防震棚外纳凉，脸上满是惶恐，而我成了人群里最活跃的孩子，搬个小板凳坐在中间，把沙老师讲的《隋唐演义》绘声绘色地讲给大家听。工人们、汽车站的司机们，还有许多白发长辈，都围着我听得入神，还纷纷从家里拿来饼子、糖果递给我，催着我接着讲。那一刻，被众人簇拥的得意，冲淡了地震带来的恐惧，成了我童年里一段格外特别的记忆。

我的游泳技术，也是在那时练出来的。和平桥北面木材公司旁的河道，是我和小伙伴们的天然泳池，我能从建设路这边一口气扎个猛子，憋着气沿着河底的淤泥一直游到对岸。这份在水里 “逞能” 的本事，也让我在孩子堆里格外骄傲。就这样，“美虎佬” 的绰号，“孩子大王” 的名头，伴着我闯祸、欢笑，一点点在乡间的泥土里长大。

1976 年，还有一件事让我终生难忘 —— 毛主席逝世。那时我刚上初一，学校的刘副校长曾是解放前北京对外广播电台的台长，因文化大革命被下放到我们乡下的中学，教我们英语。听到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后，刘校长红着眼眶，悲痛得说不出话。他当即拿出自己的工资，托人去镇上买了黑布，亲手剪成布条、一针一线缝成黑袖套，然后发给全校的老师和学生，当他走到我的面前，郑重地把黑袖套戴在我的胳膊上。那一天，全校师生都戴着黑袖套，默默伫立在校园的空地上，没有一句说话声，那份肃穆与悲痛，深深印在我的心里，成了童年里最庄严的一段记忆。

童年的时光，像新坝镇东边那条缓缓流淌的河，有苦有甜，有荒唐也有温暖。“美虎佬” 的绰号，“孩子大王” 的经历，不是一段轻飘飘的过往，而是我人生中最珍贵的财富。那些吃过的苦、闯过的祸、遇过的善良人，都化作了成长的养分，让我从那个光着脚丫、懵懂调皮的乡下孩子，慢慢长成了一个有担当、懂感恩的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