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大文豪苏轼如何组织黄河抗洪

侯全亮

北宋神宗年间，黄河决溢频繁,接二连三的水患没个头。东流回归的9年间，黄河决溢7次。元丰四年(1081年)澶州小吴埽发生大决口，数十万民众号叫求救。面对这种决了堵、堵了又决的艰难局面，朝廷束手无策，宋神宗赵顼曾对王安石等朝政大臣说：“黄河或向西或向东决口，不过占一河之地，任凭其流向趋势，利害相比较，如何？”由此可见，朝廷对黄河的复杂难治已经失去了信心。

就在北宋朝廷对黄河水患一筹莫展的时候，一位文坛巨匠却站在了黄河抗洪的风口浪尖。他就是著名文学家、豪放派诗人苏轼。

作为我国文学史上一颗灿烂的巨星，苏轼的一生充满了跌宕起伏、曲折动荡。熙宁四年（1071年）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后，苏轼因上书议论新法弊病，受到变革派的疏远与压制。于是，苏轼自请出京，先后被派往杭州任通判，到密州（山东诸城）任知州。

熙宁十年(1077)春，40岁的苏轼由密州迁任河中府(今山西永济)。赴任途中，忽然又接到皇帝诰命，让他改任徐州知州。四月，他经过长途跋涉，一路劳顿，刚来到徐州，便遭遇了一场黄河大洪水。

飞马传来朝廷十万火急的邸报说：七月十七日，黄河在澶州曹村决口，淹没黄河以南45县的农田30万顷，水漫梁山泊，正通过泗水河道向徐州奔来。

徐州位于北宋南北险要之地。汴水与泗水绕徐州城而过，堤坝年久失修，怎样应对来势汹涌的黄河洪水呢？面对急如星火的防洪形势，苏东坡沉思良久，最后决定，在大水到达徐州之前，先干两件事：城内，加固城墙，以防水灌；城外，发动五千民工修复堤坝，疏通河道，开挖沟渠。并安排州府人员，告知城外乡民，凡村庄在低洼处的，务必向高处山冈转移。

接下来，当务之急是安抚民心。当时得知洪水就要到来的消息，徐州城内人心惶惶，更有一些富民大户担心城墙被洪水冲垮，于是便争相要逃出城外躲避水灾。面对这种慌乱局面，作为徐州知州，苏轼沉着耐心地劝阻富民道:“你们如果都出了城，就会动摇民心，那么谁来守城呢?请大家相信，只要我在，洪水就绝不会冲进城内！”

苏轼将富民们劝阻回城中，自己率先垂范，亲临修堤工地，披星戴月，组织修堤不止。看到苏知州井然有序的部署，徐州的民心稳定了下来。大家拿着箕畚、铁锹等工具，紧张投入修堤施工。

八月初，当黄河洪峰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徐州城汹涌奔来时，徐州城外，瞬时一片汪洋，房屋倒塌，树木被连根拔起。由于城墙得到加固，徐州城方得暂时安然。

然而，洪水仍在继续上涨。苏轼站在城墙上，极目望去，只见城外的房屋在洪水持续冲击下，接连坍塌，他不禁万分焦虑。加之这时徐州地区又降大雨，城外水深距城墙高度仅剩六尺，在洪水连日浸泡和冲击下，防洪形势危如累卵。

为此，苏轼一面严令官吏们务必各负其责，加强防守。一面冒着瓢泼大雨，拄着木棍，赶赴当地驻军兵营请求出兵增援。苏轼急迫而诚恳地对武卫营统领说，“现在徐州城危在旦夕，兵民命运休戚与共，希望驻地官兵能和老百姓一起抗洪筑堤保城！” 对此，武卫营统领深受感动，慨然说:“洪水当前，事情紧急，苏知州尚且不逃避洪水，率民抗洪。作为徐州禁军，我们责无旁贷，正是为保卫徐州效命尽力的时候了。

在苏轼指挥下，千余名官兵当即投入到急需加固的工段，打桩运料，培土筑堤。赶在最大洪峰抵达之前，首起戏马台，直到城门口，筑起一道长984丈、宽2丈、高1丈的护城长堤。洪水被堤防阻挡改变方向，水势受到显著削减，防洪形势得以缓和。 对于另一处来不及筑堤的险点，苏东坡在当地经验丰富的渔民指导下，果断实施“船堤战术”，调集上百只公私船只连在一起，阻击洪水浪头。

在防御黄河洪水的日日夜夜里，苏轼布衣草履，结庐城上，决心像汉代王尊治水那样，“吏民走尽余王尊”，誓与徐州共存亡。他整日在徐州各处巡视指挥，督促民众取土固堤。徐州城墙就是他的府邸，堤防工地就是他的家园。他看到水势漫延的城外，许多灾民为避水散栖于高岗丘陵之上，急忙派熟悉水性者驾船送去炒熟的食品，给予应急救济。苏知州身先士卒，指挥若定，爱民情深，极大鼓舞了徐州军民抗洪决胜的信心。滔滔洪水在徐州城墙下，上涨二丈八尺，围城七十余日，民心不乱，民力不散,彰显出了强烈的凝聚力。

在军民同舟共济、多方合力防御下，十月十三日洪水退去，被围两月之久的徐州城终于解除危机。“水既去，而民益亲”，一场同甘共苦的黄河抗洪斗争，使苏轼这位新任知州赢得了徐州民众的衷心拥戴。

洪水退后，苏轼出于对徐州未来安危考虑，上奏朝廷，请求免除徐州民众赋税，增建徐州城墙及城外堤防，得到朝廷采纳。皇帝并颁发诏书表彰苏轼抗洪保城的功劳，赞扬他“亲率官吏，驱督兵夫，救护城壁。一城生齿，并仓库庐舍，得免漂没之苦。朕甚嘉之。”

洪水退，黎民安，是徐州百姓之幸，也是当时的文坛盛事。为纪念此次黄河抗洪经历，苏轼在组织修复城墙时，还修建了一座两层高楼，题名“黄楼”。黄楼落成这天，全城百姓和闻讯赶来的文人们欣然同庆，众客一醉方休，直到星河倾斜，月亮落山，大家互相扶持走出黄楼。苏轼其弟苏辙闻听黄楼建成，专门寄来千言长赋《黄楼赋》，盛赞此次治水业绩。苏轼亲笔书写这一长赋镌刻成碑，并绘制6幅黄楼盛景图。从而，一座曾经被洪水围困得危机四伏的城池，增添了一座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地标建筑。

徐州抗洪抢险，是苏轼宦海生涯中极为浓墨重彩的一笔。作为一位著名诗人，他自然不会忘记对这次重要人生经历的诗情表达。

洪水退去之后，他在《河复》一诗中写道：“君不见西汉元光元封间，河决瓠子二十年。巨野东倾淮泗满，楚人恣食黄河鱣。万里沙回封禅罢。初遣越巫沉白马。河公未许人力穷，薪刍万计随流下。吾君盛德如唐尧，百神受职河神骄。帝遣风师下约束，北流夜起澶州桥。东风吹冻收微渌，神功不用淇园竹。楚人种麦满河淤，仰看浮槎栖古木。”

诗中大意是说，这次黄河决口不亚于汉武帝时的瓠子决口，那次堵口砍伐了大量淇园竹子。而这次徐州抗洪，由于皇上圣明，各方相助，同心协力，用适合徐州当地实际的方法，战胜了洪水。徐州民众在黄河泛滥过后淤成的滩地上种上小麦，抬头看见洪水曾经冲过来的木筏挂在古树上，不由得纵横古今，浮想联翩。

第二年重阳节，苏轼感怀上年不同寻常的黄河抗洪历程，又写下《九日黄楼作》：“去年重阳不可说，南城夜半千沤发。水穿城下作雷鸣，泥满城头飞雨滑。黄花白酒无人问，日暮归来洗靴袜。岂知还复有今年，把盏对花容一呷。莫嫌酒薄红粉陋，终胜泥中事锹锸。”

在这两首诗中，可以感受到作为徐州太守的苏轼与民众一齐跳动的脉搏，彰显出他对徐州抗洪抢险的感受至深。

时至今日，我们研究一千多年前苏轼在领导这场黄河抗洪斗争时，仍然不能不为之坚定的决心、爱民的心怀、周密的部署而赞叹。

在黄河洪峰还没有抵达之前，他未雨绸缪，提前安排好能做的筑堤防御、群众转移、豪绅动员等工作，形成合力，展开抗洪决战。作为徐州最高行政长官，苏轼身先士卒，靠前指挥，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，极大激发了全城官兵的抗洪斗志，愿为保卫徐州城拼尽全力，殊死一搏。

爱民情怀，是苏轼一生从政贯穿始终的政治思想，如果不是对全城百姓关爱有加，设身处地解决民众和疾苦，而是一味高压的强制性要求，老百姓不可能视抗洪保城为己任，徐州抗洪肯定也看不到胜利的曙光。

再则，殚精竭虑，措施得当，也是这次徐州抗洪胜利的关键所在。无论是突破职权所限亲赴兵营请求驻军支援，还是启用数百艘船只相连抵御洪水的应急工程措施，无不是体现了苏轼忧国忧民的责任担当和创新思想。正如其弟苏辙在《黄楼赋》中对苏轼率众抗洪取得胜利所描述的那样：水未至而做好迎战准备，故“水至而民不恐”；水既至，则与城共存亡，故“水大至而民不溃”；对城外灾民，则派人抢救赈济，故“得救者无数”；水退后，则不存侥幸，增筑城墙，筑木堤捍之，故“民益亲”。

苏轼虽然在徐州知州任上不足两年，但是他敢于担当的责任意识，关爱民众的执政情怀和旷达豪放的人生性情，在这里留下了千古美名。元丰二年四月，苏轼奉调湖州临行之际，徐州人民夹道欢送，依依不舍。他在苏州人们心目中的口碑，正如其门生秦观所言：“我独不愿万户侯，惟愿一识苏徐州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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